习近平总书记指挥谋划“十四五”——战略布局 创新为首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坚持创新”被列为未来五年十二项重要领域工作的首位，以“专章”进行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的第一次。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随后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创新”一词被反复提及，贯穿始终。人们看到，中国对创新的重视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规划《建议》中，“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被设定为在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更被摆在未来五年一系列重要领域工作的第一位……

创新，是源头活水，更是“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作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关键变量，创新将如何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值得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指挥谋划“十四五”——五中全会 擘画未来

面对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担负着极为特殊的历史使命。

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于这份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倾注大量心血，亲力亲为进行战略谋划。早在五中全会召开的七个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专门成立文件起草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随后，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2次中央政治局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2次起草组会议，研究审议规划《建议》稿的总体框架、基本思路、指导原则和重要内容。为确保规划《建议》稿的起草得到高质量完成，习近平还多次到地方基层深入调研，主持召开多场不同领域的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多次亲自修改审定文件稿。

从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到“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六大主要目标、十二个重点领域的思路和工作部署，从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等一系列全新表述……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格局，使人们透过这份两万余字的规划《建议》，看到未来五年中国前行的目标和路线图，更可感知十五年后的中国即将成为的模样。

勇立潮头御风行，击鼓催征稳驭舟。站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擘画蓝图，必将引领“中国号”巨轮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续写新的更大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挥谋划“十四五”——伟大时代 全新蓝图

即将过去的“十三五”极不平凡，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小康胜利在望、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位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将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非常关键的五年；而与此同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下，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站在如此特殊的历史关头，唯有顺应时代潮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下一个五年，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将向何处发展？又该以怎样的路径实现目标？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答案清晰可见。

规划《建议》系统阐述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六大发展目标和十二项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并且绘就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这是我国未来五年至十五年发展的行动指南，必将推动“中国之治”实现新发展、迈上新台阶、开辟新境界。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由习近平总书记指挥谋划的中国发展全新蓝图着眼长远，意蕴深厚，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引领“中国号”巨轮在新时代续写新的更大奇迹。

于敏：身为一叶无轻重 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摄）

 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据了解，于敏院士已经病了许久，一直住在医院，此前曾下过几次病危通知。这一次，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国之栋梁”“共和国的英雄”“中国人的脊梁”……网友们在缅怀与致敬里，又一次回顾起这位科学家默默无闻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于敏，这个曾经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种精神的代名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它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丰碑。

惊闻于敏院士逝世，与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院士悲痛万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达了一种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1.“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此后，于敏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4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的理论研究要暂停了。这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解，因为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的脑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国奴的屈辱生活”。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解释。

当时，年幼的新中国正遭受核讹诈、核威慑，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数百倍。更大的威力，意味着更大的核威胁。中国要反氢弹，必须得有自己的氢弹。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自此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2.“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国际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氢弹，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绝对保密。对于于敏而言，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

于敏带领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而且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在上海的“百日会战”里，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守候在北京的电话旁。胜利的消息传来，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于敏的工作解密后，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3.“氢弹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数十年默默无闻，于敏却怡然自得。他喜欢诸葛亮，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将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奉为圭臬。这个内向又安静的科学家，对“宁静”有着自己的理解：“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始终守着一片“宁静”，大声说出自己的良知。他曾在“文革”期间遭受错误批判，“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遇到争论，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这份“宁静”，让于敏的身影显得更伟岸。当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敏说这是集体的功劳。当人们把“氢弹之父”的称号送给他时，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未曾出国留学，自言是“道地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于敏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想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这种胸怀与情怀，怎能不让人钦佩。周光召院士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陈能宽院士称他“敬业奉献、风高范远”。

此刻，当我们再次回顾于敏为国家“献宏谋”的一生，再好的辞藻也无法完全道出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谢谢您，佑我中华！